大家前面一直说的是坐寇性统治集团和工商业者们的关系，但，在工商业者中又有资
方和劳方两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矛盾构成了自中世纪工商业产生以来直到近现代欧洲
社会进步的另一条主旋律，这个矛盾得不到缓解，欧洲社会就不可能有稳定的进步。本
文试图对这一现象做一剖析。

1、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

从中世纪中期欧洲工商业城市出现和进步以来，劳资冲突就一直是城市中非常重要的社会
现象之一。在产品经济的工商业社会中，作为资本的货币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各人
所拥有些资本是不一样的，劳资双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别开来。虽然不同开来，但劳资
双方都承认、同意、服从、遵守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准则，并觉得这种准则是非常重要
的社会关系原则。
只须有工商业，或者说只须工商业有了肯定的进步，就势必会出现如此的分化：有人拥
有肯定的乃至很多的资本，有人则没资本。在工商业社会中，显然，拥有很多资本的
人——也就是资本家，能调动更多的资源，在社会关系的互联网中占据更中心的地方。
在欧洲工商业城市进步前期，每一个城市中的这类早期的资本家们都组成了一个“商人行
会”，事实上就是资本家行会；正如后来工会是工大家的组织一样，“商人行会”就是
资本家的组织。作为工商业组织的核心人物，在对抗国王和当地的贵族领主的斗争中，
在每个行会的建设中，在进步工商业的经济活动中，在城市设施的建设中，这类早期的
资本家都起了领导用途。而在使我们的利益最大化方面，他们更是一马当先，获得了一
系列令他们自己欢欣激励的收获。收获是多方面的，大家这里只谈他们是怎么样想方设法
地借助各种组织性力量，去尽可能压低工大家的收入、挤压工大家的利益的。
他们借助行会这种行业组织来扩张我们的利益。他们开始改变行会的章程，他们不断提
高行会的入会费，并需要工人需要完成一件“杰作”才能成为行会师傅，而“杰作”的
困难程度愈加大，工大家愈加难成为师傅，但现有师傅们的儿子却可以通过特别规定轻
易成为师傅，如此一来师傅身份就渐渐变为世袭的了。所有这类举动，都是为了排斥较
低等级的工人，不让他们进入行会，从而保证他们对行会控制权的垄断。而那些没了
组织的工大家，就成了散兵游勇，应对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类师傅——也就是早期资本家，目前拟定了一系列规章规范，把工人的报酬固定在非常
低的水平上，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则固定在非常高的水平上，在夏季会长达16个小时，比今
天珠江三角洲上不少企业的工人工作时间还要长。因为工人在学徒期间是不领报酬的，
所以师傅们就不断延长学徒期，在行会的早期，学徒期是二三年，后来延长到四五年，
乃至更长。
他们借助城市政府这种政治组织来扩张我们的利益。在那时的欧洲工商业城市中，大家
之间发生最多的是经济交往，在交往中最起用途的是产品和货币原则，在社会上最有力
量的组织是经济组织，而资本家无疑是这类交往方法、关系原则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人
物。借助这种核心地位，他们进一步把持住城市的政治组织。亨利·皮朗说：“在整个
西欧，上层市民阶级从刚开始就垄断了城市政府。城市生活的主要基础是工商业，但凡
促进了工商业的人，无可置疑地要支配城市生活，这个现象是势所势必的。因此，在12
、13世纪时，从最著名的商人中产生了贵族政治到处控制着的城市政府。这是名副其实
的阶级政府，在非常长的时间中，这种政府具备阶级的所有特点、能力、敏锐与对公共
利益的忠诚。这种公共利益与他们的私人利益是吻合的，并且是他们私人利益的主要保
障。······这个规范势必把工人的所得减至最低限度。”1
如此，资本家们既控制了行会、又把持了市政府，他们成为了“双高”人士：经济地位
高、政治地位高。这类富裕的、有着显赫政治地位和社会干扰的资本家们——或者叫上
层市民——构成了一个城市贵族集团，他们可以同时借助经济和政治两种组织性力量为
自己谋福利。他们用政府法令的形式，禁止工人罢工，禁止工人结成工会，并坚决支持
行会师傅们拟定的压榨工人的各项规章规范。
如此，在城市贵族和下层劳动阶级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广大的工人及下层民众，
虽然对城市的进步和财富的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所分得的财富的比率却很之少
，他们看到的是资本家及上层市民的富裕、悠闲和特权，感到的是资本家及上层市民对
我们的重重压榨。对如此一种社会权利和财富的分配方法他们十分不满，他们渴望改变
，假如和资本家讲道理讲不通，就不和他们讲道理，文的不可以就来武的。在14和15世纪
，欧洲的大多数城市都历程了劳动阶级的起义和“骚乱”，这是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冲突
，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们，起来反抗资本家、经纪人、出口商。而城市里有钱有权
的资产阶级们面对严峻的形势，并没退缩，而是坚定地捍卫我们的利益，对于那些试
图改变自己命的贫困的劳动者们，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打击。
在普鲁士，城市里的劳动阶级反抗不断，而资产阶级们的镇压也从没放松过。
1358年
，普鲁士各城镇的富裕市民的代表们起草了一份严厉的法规，规定：哪个要敢罢工，就割
掉哪个的耳朵。在伦敦，1387年，一些工人组织了兄弟会，要有组织地反抗行会资本家，
而市政当局立刻颁布了新的法规进行压制。在汉撒同盟的不伦瑞克市，工大家反对市议
会的暴动获得了成功，一些议员被杀，一些被流放，汉撒同盟立刻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
：不伦瑞克市的所有商人被排除出汉撒同盟的市场。这就立刻切断了该市的命脉。工人
们只得让资本家们重新控制市议会。在法兰德斯，织工与漂工一直有着非常不错的组织性，
于是，在13世纪末，他们在每个城市相继暴动，需要获得更多的权利和收入，资产阶级
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双方势均力敌，武装冲突长期而激烈，双方都牺牲了不少人
，最后致使当地的呢绒业衰弱，不少人被迫离开法兰德斯到别处谋生，斗争才告结束。

大家稍微多谈一点佛罗伦撒。她是那时欧洲工商业最发达几个城市之一，而她的阶级斗
争同样激烈。在14世纪初，佛罗伦撒的工大家试图组织工会，但学会着政权的资产阶级
立即拟定法规予以压制。工会被资产阶级称为“秘密集会”“阴谋者”“秘密谋划者”，
1324年的一则法令写道：“因为在合法的托辞下常常发生起义，所以未经共和国政府认
可，任何群众团体或协会都不能成立”。被资本家控制的羊毛行会章程上说：工人的团
体和网盟是与圣保罗有关兄弟之爱和基督教的仁爱的训戒相对立的。
1345年，10名羊毛
工因企图组织工人而被处死。
终于，在1379年到1382年，佛罗伦撒爆发了“褴褛汉起义”，暴民们在城中烧杀抢掠，
全部工商业都停止了活动，暴怒的起义者们冲进了议会大厦，并组织起新的市政府，但
是不久，资产阶级就反攻成功，起义者们或被流放，或被处死，资产阶级的寡头集团再
次控制了市政府。
总之，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各地常见爆发了劳资冲突，爆发了城市贫民和无产者的起义
，但都没获得什么成就。
劳资双方激烈的矛盾一直贯穿着欧洲近代史。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过《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的人，在马克思叙述的很多历史材料面前，都会赞同：资
本家是携带满身的罪恶来到人间的，虽然大家不会因此而抹杀他们给社会生产带来的巨
大进步。资本家们极力剥夺农民的土地，令大量农民流离失所；严格限制工人的薪资，
强制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立法规定工人结社是紧急的犯罪行为，譬如法国政府在1791
年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所有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剥夺公民权一
年；那时的欧洲政府还规定：假如雇主违反了雇佣合同，只负民事责任，假如工人违反
了，则要负刑事责任；资本家们发起殖民掠夺和垄断性的殖民贸易，极力搜刮殖民地的
财富；资本家和政府勾结，垄断性地购买政府发行的回报丰厚的国债，而政府则用向全
体国民征收的赋税进行偿还；很多用童工生产，以至于马克思说：“今天出目前美国
的很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2；在18世纪
，有不少资本家进行非洲和美洲、西印度之间的奴隶贸易，譬如奴隶贸易就是利物浦迅
速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3。

2、工大家怎么样争取自己权益

在借助自己优势性组织力量，去最大比率地获得社会财富方面，资本家与贵族领主是一
样的。但他们又有不同。本书前面曾剖析过贵族领主和隶农的关系；那样，资本家与工
人的关系，和，贵族领主与隶农的关系，有什么不同与相同？
领主对隶农的优势，源于领主集团所拥有些军事力量，领主通过军事力量进行战争和
征服，然后占有了土地，并借助军事力量保持这种占有，也就是说，既然历经千辛万苦
打下了江山，那就要好好地坐江山、好好地享受江山。而他们对隶农的经济上的压榨，
则是通过这种对土地的占有来进行，同时通过自己具备的暴力优势进行其他的各种压
榨。
资本家对工人的优势，源于对货币资本的占有，但这种占有主要不是通过军事力量取
得的；就早期资本家来讲，是通过原始积累，就后来的资本家来讲，是通过在产品经济
中的运作。资产者之所以能对工大家进行经济上的压榨，其一，是源于对货币资本—
—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其二，源于资产阶级的组织性力量。在前期的资本
主义社会中，产品关系和货币关系已经无处不在了，但工大家的组织、民主政治，仍然
处于初级进步阶段，因此，资本家们居于社会互联网的核心地方，能调动很多的社会资源
，他们就充分借助这一点，通过自己所掌控的经济性的、政治性的组织性力量，为自己
在权利和财富的分配中谋取最大利益。
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中国古时候的官僚与倚赖于官僚的地主阶层，他们和广大农民的关
系，主如果分配意义上的，他们通过打造在军事基础上的组织性力量，压迫压榨农民，
而农民们或者逆来顺受，或者揭竿而起。在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因为缺少生产
上的合作关系，所以双方很难进行理性的相互妥协。农业年代的官僚、领主、和官僚紧
密结合的地主，在非常大程度上是和黑社会一样的，那就是：在创造财富方面没什么本事
，但在怎么样借助自己的组织性力量去攫取生产资料、攫取其他人创造的财富方面，比哪个的
本事都大。
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既是分配意义上的，又是生产合作意义上的。一方面，他们千方
百计地借助自己在产品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压低工人的收入和权利，而工人则会为了提
高我们的收入和权利，和资产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其次，他们和工人之间又在生
产上互相依靠。资本家需要工人充满积极性地劳动、充满热情地劳动，充满创造性地劳
动，由于如此既会使资本家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存活下去，也会使资本家获得愈加大
的价值。工人同样也需要资本家进行正确的决策和管理，不然，公司生产上不去、销售
上不去，对公司职员们也决不是什么好事。有人说，目前企业的营运管理都是由职业经
理人去做，资本家什么也不需要做，就是一个食利者阶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职业经理
人是要由董事会聘任的，一个由资本家们组成的董事会（在这里大家暂且不说千千万万
普通收入的股东），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必须要尽量聘任一位能力最强的总经理
，这位总经理必须要可以给公司带来尽量大的价值，不然会被随时撤换；另外，董事
会还要对企业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对企业的运营进行监督。所以，即便一个资本家不
再从事自己企业的平时管理，他仍然是企业的最高决策者，他的决策行为对企业的存活
进步、从而对每一名职员的切身利益，都是至关要紧的。我是认可劳动价值论的，但这
里的“劳动”应该既包含简单的体力劳动，也包含专业技术职员的复杂劳动，还应包含
公司所有者的决策劳动；在大学里我教过8年的企业管理课程，深深了解董事长和总经
理的决策对于企业是多么要紧，真所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马克思觉得商品的价值都是被雇佣者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创造的，而资本家们
则对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就凭拥有生产资料就拿走了收益的大多数，这当然就是剥
削。确实，资本家之所以能拿走很多收益，是由于他们拥有生产资料；但也不可以说资本
家对商品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应该说，资本家们能拿走很多收益，占有生产资料和对
企业决策管理上的贡献这两个原因同时存在，大家应降低第一个原因的效应，加大第二
个原因的效应。降低第一个原因效应的办法就是用累进制的税率，用遗产税。
为何我十分强调工商业生产方法对塑造人际关系有哪些用途？由于工商业生产最强有力地
致使了大家一同利益的产生。人最喜欢的就是他（她）自己，最想获得的就是他（她）自
己的利益，显然，工商业生产比农业生产更能给人带来物质利益。但，要进行工商业
生产，就需要和别人合作；不只自己要充满积极性地去生产经营，而且别的人也需要充
满积极性地去生产经营。可别的人假如不可以获得利益，不被尊重，没多少社会权利，
如何可能充满积极性地去干活呢？因此，为了增大我们的利益和权利，就需要增大别人
的利益和权利。大家常常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可是，从事工商业生产的人
却愈加发现：大家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大于冲突性。所以，一方面，劳资双方有着紧急
的利益对立；其次，他们之间同样又有着利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致使了：资本
家需要工人充满积极性地劳动，工人也需要资本家充满积极性地干活。
在工商业社会中，资本家在权益分配上的优势地位，来自他们对货币资本的占有，来自
他们在一个以产品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中占据的组织性核心地位。工大家发现，要争取和
扩大我们的权益，就需要从这里入手。而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彻底改变，也就是不是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占有些合法性，倡导资本公有；
而且不可以再让产品关系作为社会上的主导性社会关系模式。如此一来，资本家在社会上
的优势地位，资本家对工大家的压榨，都将荡然无存，在财富的分配比率上，在权利的
安排上，工大家将和资本家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事实上，到那时，已经没有工人和
资本家这种定义了。但，如此做或许会带来一个不良反应，那就是：假如产品经济运转
的决策者由于没了资本而没了经营动力，工商业生产的组织和经营运转或许会出现
问题，或许会导致社会生产的总体效率减少、总体效益降低。正是考虑到这个不良反应，
所以，在西方，从15世纪直至今，这种彻底动摇的方法还没真的出现。
可是，难道就真的容忍资本家们对工人的压榨吗？为了所谓的总体效率、总体效益，工
大家就得忍辱负重，甘当资本家们的驯服良民吗？对此，工大家是决不同意的。假如第
一种选择会带来付用途，那样工大家就考虑另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它包含两方面。
其一，不可以再让产品关系作为社会上唯一主导性关系模式，需要用其他的、有益于工人
们的社会关系模式对它加以调整，那就是工大家要形成我们的组织性力量，要组成自己
的工会、我们的政党，非常重要的是，工大家要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这种权利需要通过
全民民主的方法来达成。假如社会上只有单纯的产品关系、单纯的资本关系的话，那样
资本家可以只根据我们的心愿解雇工人；目前，事情就没那样简单了，资本家在解雇工
人时，还需要考虑工会的建议，而西方国家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更是要充分借助自己
的组织性政治力量，为工人的利益说话。
其二，不可以再觉得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有三个基本内容，一个是用权
，而自凯恩斯以来的西方国家开始用政府力量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做肯定调节，譬如国家
银行有哪些用途，譬如财政和货币政策，譬如反垄断法；一个是收益权，目前则通过累进制
的税率，更多地收取资本家们的收益，然后按福利原则、平等原则、人道原则在全社会
分配，这类原则和效率原则一同在社会上起着用途；一个是让渡权，目前用遗产税加以
调节。因此，在今天的西方，私有财产仍然神圣，但已经不是那样的神圣了；它遭到全
民民主的制约。
为了拥有政治权利，工大家就要形成我们的组织性力量，要组成我们的工会、我们的政
党，这种政治权利需要通过全民民主的方法来达成。在欧洲，产品关系在17、18世纪就
已经成为社会上主导性的人际关系模式，而充分的社会民主则是在19和20世纪之交达成
的，这两种社会组织方法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一同构成今天西方社会的主导性社
会关系模式；今天的西方，在怎么样合作起来更有效率效益地创造总体社会财富及其他社
会文明方面，在怎么样分配财富和权益方面，产品原则和民主原则在携手一同地发挥着社
会组织和社会调节有哪些用途；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则以民主原则为最高原则。
工大家的以上做法当然削弱和减少了资本家们原有些地位和权益，资本家对如此的动摇
是非常有建议的，他们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于是他们就用他们能用的所有方法，去
抵抗这种动摇，他们会颁布各种法令，会对工人的罢工和集会结社进行武力镇压。但资
本家的这种对抗，也是有所顾忌的，由于资本家为了我们的利益，是需要和期望公司员
工们充满积极性地、充满热情地、充满创造性地为资本家卖命，资本家也不想把关系搞
得太僵。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就是如此时而激烈、时而缓和、时而为了各自的利
益义愤填膺、时而为了一同的利益又相互妥协地进行着。他们是一对前世的冤家、今生
的怨偶。从中世纪的工商业城市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9和20世纪之交，他们才达成几
条双方都遵守的关系原则，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才告基本结束——但决不是完全结束，
完全结束是不可能的。而正是依据那几条双方都遵守的关系原则，今天的西方国家才可
以被叫做“产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化的、福利化的国家”，在实践中，这四个
定语之间存在着一定量的互相冲突、互相制约的关系。
洛克、哈耶克、诺齐克等人，强调经济自由，限制民主国家对财富的二次分配；从16世
纪以来的、以欧文马克思为代表的一部分欧洲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倡导对上述
原则进行彻底动摇；潘恩、费边社、后期的恩格斯、第二国际、罗尔斯·罗依斯等人，
则有些倡导通过议会民主的方法争取工人的权益，有些倡导民主国家对财富进行二次分
配，实行福利国家规范。
今天不少人说马克思的预言并未达成，但我想，马克思假如今天再生，他不会为此感到
有多少遗憾。马克思终身为之奋斗的，并非要证明自己过去作出的某个预言，而是要
打造一个愈加兴盛、民主、人道、正义的社会，一个不再有任何压迫压榨、每一个人都获
得完全解放的社会。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产阶级不只在原始积累年代坏事做尽，而
且一直在压制工人阶级的权益，在欧洲和美国，从14世纪到19世纪，资本家控制的政权
力量开枪镇压工人阶级集会、游行、罢工的事件数见不鲜。假如工人阶级不和资本家们
做坚决而不懈的斗争，资产阶级永远也不会让步和妥协。是的，今天欧洲的资本家们比
以前了解尊重工大家了，了解再也不可以开枪镇压工人了，同意了即便自己腰缠亿万美金
在选举时也只有一票的现实（在马克思的年代，工人是没选举权的），在对工人的态
度上，今天的资本家和以前的资本家相比，可谓是改过自新、洗心革面、浪子回头了。
而这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坏孩子不管教怎能变好？罪犯不惩罚怎能改造？特
权者不被斗争怎能舍弃特权？和一两百年前相比，今天的西方社会更兴盛、更民主、更
人道了，在这个变化中，马克思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事实上，现代的一些西方人并不
觉得今天的西方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觉得今天欧美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混合体。马克思对将来社会的设想，一是取消私有制，实行全社
会的计划生产；二是推翻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把持、垄断，实行全民民主。今天看来，前
一个设想较为理想浪漫，但后一个设想却自马克思过世后一步步在欧美得到达成。

3、欧洲现代国家的基本打造

大家可以从两大线索去理解欧洲现代国家的打造。第一个是产品经济所带来的自愿平等
分工合作的关系，取代坐寇性国家机器对百姓的压迫压榨关系。第二个是无产阶级不断
地组织化，借助全民民主的方法，制约资产阶级的利益。
先讲第一大线索。
历史走到中世纪和近代之交，在每个欧洲国家里已经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两大社会力量：
一方是以国王为首的坐寇性国家机器，它仍在试图维持我们的统治地位，并用各种赋税
的方法对人民进行经济上的压榨。另一方是产品生产者们（不止是工商业者，还包含商
品化了的农业生产者），他们在不断进步的市场经济中，通过不断扩散和不断严整化的
经济关系，正日益团结成一个整体；虽然他们还是被统治者，但已不再象农业社会中的
被统治者那样，是一盘散沙了；如此，他们就大概真的摆脱坐寇性国家机器的压迫压
榨。他们开始对以国王为首的国家机器发起政治攻势，要改造国家机器的坐寇性质，要
让国家机器成为分工合作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环节；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组成
部分都需要具备在创造社会文明方面自己特定的功能，而每个组成部分或环节在和其
他部分或环节交往时，只能而且需要遵循平等自愿的、相互协商的、等价交换的原则，
国家机器也不例外。
正日益团结成一个整体的产品生产者们，在与国王斗争时，是以议会（或国会）作为自
身政治组织的形式。他们对国家机器性质的改造，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把主要由市
民代表组成的议会，提高为国家最高权利机构；一是根据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拟定一系列
新的法律，使用方法律在政治上保护产品生产的组织和交往准则，并迫使国家机器需要保证
这种法律得到推行，而且国家机器也需要在这种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利。再也不可以发生政
府欠银行的钱不还的状况了。
下面大家简单介绍英法两国在这方面的具体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充满了前进与复
辟、流血冲突与和平抗议、斗争和妥协，但一直指向上述的总方向。
在英国。
1625年的国王是查理一世。因为卷入和法国的战争，他不考虑所有地要增加税收，他强制
富裕市民以高价购买爵位，以极高的价格供应某一行业的垄断权，而征收船税特别引起
中产阶级的不满。如此就终于爆发了1642～1649年的内战，站在国王一边的是大部分的
大贵族和大地主，天主教徒，而国会的支持者包含小土地所有者、商人和制造商，清教
徒。国王被打败，克伦威尔上台，但他却又打造起一个独裁政府。他死后，一个新近选
出的国会宣布查理为国王。但查理又表现出蔑视国会权威的倾向，甚至要彻底废除国
会。人民只有第三诉诸革命——1668年的“光荣革命”，但这次革命不必流血即可胜
利。
1689年学会实权的国会通过了很多法案，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权利法案。它规定由陪审
团进行审讯，一定人民有权请求政府为他们伸冤；规定国王没得到国会的赞同，不能
暂停法律或者征收捐税。光荣革命标志着国会对国王的最后胜利，宣告了君主专制规范
在英国的终结。
在法国。
18世纪的法国国王握有最高权利，政府不只混乱、低效率、臃肿，而且贪污风靡；同时
，在18世纪，法国和英国、普鲁士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令到国家财政十分紧张，濒临崩
溃的边缘。在这种局面下，第一，广大百姓民不聊生、极为不满。他们要承受极为苛重
的赋税，贵族和僧侣却只须交极少的税，由于他们和国王同属统治阶级；要承受贵族领
主对我们的种种盘剥和压迫压榨，甚至不可以驱赶跑到田里的兔子、乌鸦，只能任由它们
糟踏庄稼，由于领主要狩猎取乐；要承受不断上涨的物价。第二，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有
了非常大的进步，但在政治上却遭到国王贵族僧侣的这种压制，也要承担很多的赋税。在
如此一种紧急的社会矛盾状况下，各方过去寻求一种理性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召开被国
王勒令停止达175年的三级会议。在会上，第三等级（即市民阶层）宣布自己为国民议
会，国王出兵干预，法国大革命爆发。
起义民众非常快打败了国王军队，第三等级控制的国民议会学会了国家最高权利，并于
1789年颁布了“人和公民权利的宣言”，觉得财产、自由、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
“自然权利”，政府官吏假如滥用被授与的职权，可以随时被撤职。但，只有比较富
有些国民才有资格担任公职。后来经过短暂的复辟将来，国民大会重新掌权。然后是拿
破仑的上台和下台。拿破仑下台后，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登位，他的继承者查理十世马
上就表现出蔑视议会的倾向，市民们于1830年第三起义，查理十世流亡英国。新政府宣
称是依据人民统治原则打造起来的君主立宪规范，新国旗上的三色，代表着自由、平等
和博爱。
可以说，由坐寇性质的国家向分工合作性质的国家的转变，这个时候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基本
完成了。大家之间将劳动力、资本、商品、资源等等进行平等自愿的等价交换，这一原
则已经基本在社会上得到确立；而且人民已形成共识：国家机器不可以凭着自己武力和权
利，侵犯公民的财产、自由、安全。但，一旦坐寇型国家机器已经被推翻，新的社会
政治矛盾就又出现了。就政治而言，那时只有富裕的人才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其余的社
会成员无权投票，对政治事物的决定没发言权。因此，面对由富大家掌控的议会，广
大无权无势无钱的工人阶级、没钱人群体，从14、15世纪一直到20世纪，经过了长期斗争
，才获得了政治权利，使大部分欧洲国家变成民主国家。
如此就进入第二大线索。
在英国。
1832年以前，选举和代表规范的民主性十分薄弱，在农业区域，选举权只限于
少数较大的产业主，在下议院650个总席位中，只有三分之一是选举产生的，其余的或
由地方权贵指派，或由最富有些小集团推选，还有些席位公开供应或出租。经过人民不
断的斗争，颁布了著名的1832年改革法案，该法案使中产阶级、小土地拥有者和佃农中
的几乎全体成年人获得了选举权，但广大农业工人和城市里的产业工人仍然没选举
权。再经过激烈的民主运动，尤其是“宪章运动”，到1884年，所有些农业工人和工业
工人都获得了选举权；到1918年，妇女、流动工人与最穷的没钱人最后也获得了选举
权。
在法国，直到1848年，也只有20万人有选举权；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时期，全体成年男
子拥有了选举权，而全民获得选举权也是直到20世纪初才达成的。
只有这两大线索都告基本完成，才能说欧洲进入了典型的现代社会。
大家可以把农业社会中的坐寇性国家形态看作是军事压迫关系占主导地位，而工商业社
会则是契约性社会。不论是产品经济关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意味
着参与各方是自愿、平等的，契约的内容是从参与各方的一同利益出发的。但这两种契
约又有不同。大家第一通过所有权明晰、分工合作的产品关系结成经济上的契约关系，
每个产品关系涉及的都只不过某一个局部的人，只须双方赞同该合同即可成立，而且这
种契约涉及的社会关系层面也较单一，只是在经济层面；如此，虽然经济进步了，但
资本家是在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他们会发自本能地借助这种地位为自己谋得更大利
益。当一个社会体内大家一同的生产生活愈加进步了将来，就会寻求打造涉及的人更
多、层面更广的社会契约，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民主政制涉及该社会体中的所有人，一
项决议需要大部分人赞同才行，而且涉及社会关系的很多方面。在现代社会中，民主政
制是比所有权明晰的产品关系更高的社会规范，其指导原则是：自愿、平等、有益于促
进所有成员的一同利益的最大化。

注解
1．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9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0页。
3．以上详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2～265
页。